糊里糊涂得来的帝位，刘恒却做得明明白白。刘恒是历史上少有的宽仁之君，仁孝就是他个人最鲜明的性格。说他仁孝主要是二十四史中两个典故和他有关，分别是“缇萦救父”和“亲尝汤药”。曾经有个清官叫淳于意，后来弃官从医，一次误诊死了一个病人。病人家属不依不饶，告他庸医杀人，官府判他肉刑。他去长安之前叹息没有儿子能替他伸冤，九岁的小女儿缇萦远行千里从齐国跑到长安，跪在宫门前为父亲鸣冤。汉文帝大为感动，废除肉刑，这就是“缇萦救父”的典故。薄太后重病瘫痪多年，刘恒亲自喂药，老娘每服用一剂药，他就先尝尝苦不苦烫不烫，再喂给母亲，这就是“亲尝汤药”的典故。
而汉代时期，征发弛刑徒对增加兵源，增强军事力量具有积极意义。除了军事价值外，对经济和社会价值也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征用刑徒为兵的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编者注】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面临生命中的衰老、病痛与告别。《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是薛舒的非虚构作品，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从出现早期症状，到发病，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在五年的时间里，以“父亲把我忘记”为节点，父亲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与家庭、亲人在精神层面的彻底告别 。
在记录、描述父亲从身体、性情到智力的全面变化的同时，作者穿插了对童年的回忆、对父辈时代的想象、对生老病死的沉思，以及一个中国家庭内部复杂难言的爱。一个人个人命运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巨大变故，作者带领我们从一个女儿和家庭的微观视角，进入整个社会老龄化的现状。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选取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
薛舒 著
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
冰凌花薛舒/文
浦东精神卫生中心的诊断结论出来了，父亲的AD（阿尔茨海默病）属血管性梗阻，用药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精神镇静药，另一种是血管疏通药。在我们向医生咨询有关AD的一些问题时，父亲木然呆坐在一旁，对我们谈论的话题充耳不闻，偶尔蠢蠢欲动地启口，似要参与谈话，却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瞬间又不耐烦地要起身离开，问他去哪里，要干什么，他又怔怔而立，不知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他的大脑已不能及时接收和反馈器官感知的外界信息，亦是不能把片刻之前思索的内容保存下来并传达给我们，他脑中的线路坏了，他在坏了线路的世界里兀自沉思，抑或焦虑。
医院给父亲做了智力测试，智商70以下，相当于智能障碍者，属轻度AD患者中的较严重者。我疑惑：都这样了，还不算重度？
对我的无知，医生报以不屑的轻笑：呵呵，这已经算很轻了，重度患者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靠别人服侍，到后期，大脑完全失去指挥功能，甚至吞咽都不会，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
医生的话让我顿时心生恐惧，我不敢想象未来，亦不曾想到过，未来竟会以如此恐怖的面容出现。也许，人到不惑之后，便要习惯于品尝生命渐落的滋味，童年、少年、青年时总是对未来充满期望和向往，如今想象未来，却只有恐惧……一个人，当他对未来心怀恐惧时，我想他若非对人生绝望，就是已然进入衰老。而我确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老，这感觉，是从看到父亲的衰老开始的。
可是父亲才七十岁，刚拿到老年人免费乘车卡没几个月，还没来得及坐过一次免费公交车，就已失去了独立外出的能力。就好像，从领到那张老年人乘车卡开始，上天就宣布了他是一个“老人”，他便要以日渐的迟钝和衰退来告诉我们，他已然是一个“老人”。
医生还说，父亲过早患上AD，曾经的脑外伤是很重要的原因，高血压的长期侵害也有一定影响。
他的确因一场车祸导致脑部和脊椎受重伤，那时候，年轻的父亲才三十三岁，而我，正是一个六岁的幼儿。当年，父亲是一家国企工厂的食堂采购员，每天开一部绿色小货车去各大菜场采购副食品。因为需要清晨出车，他总是隔夜把车开回家，于是这部小货车几乎成了我们的私家车。小货车很小，还破破的、旧旧的，车身永远蒙着一层脏兮兮的灰尘，大概从来都不洗（那时候大街上没有洗车铺），可我还是因为父亲有一辆车而骄傲得要命。
关于那辆小货车的记忆，我脑中留存着很多很多快乐和忧伤，加在一起可以写一本书，快乐当然远比忧伤多，可是如今想来，那么多的快乐，我却只能说出个大概，无非是和妈妈、弟弟一起挤在狭小的车厢里，爸爸开着车，去西郊公园看大老虎、吃盖浇饭；去乔家栅点心店吃生煎包和小馄饨；去火车北站接西双版纳插队回沪知青我的大舅和二姨；去外婆家过年……然而这些快乐的往事，究竟有多么快乐，怎么个快乐法，我却无从说起。倒是忧伤的记忆，依然清晰而详尽地保存着，偶尔想起，心底还会生出微微的搐痛。那些忧伤记忆里，就包括父亲的那场车祸。
车祸的起因，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很“狗血”。因为父亲有一辆车，所以很多人都想和他交朋友，经常有人请他开车帮忙搬东西，或者借光搭车去县城，甚而一群人坐着他的车出游。他是那么热情的一个人，只要不动用他的腰包，他很乐意帮助别人乃至和那些“狐朋狗友”厮混在一起。那次狗血的车祸，就出在他和朋友们去南汇东海边打猎的途中。
当年父亲的一大堆朋友中，有一位我和弟弟叫“王炳根老伯伯”的中年男人，似乎与父亲关系最好。他是我们小镇著名的房管所所长，受到几乎所有小镇居民的欢迎。倘若他愿意在谁家坐一坐，乃至喝一口茶，那么这户人家就有机会向他诉说孩子的众多、住房的困难，并且抓住时机提出分房申请。当然，王炳根所长是轻易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的，除非，这一家的住房的确很困难，或者，像父亲这样从不开口向他提要求，却可以慷慨到把自己的车给他开的朋友，他就会主动把分房机会赐予这个人。
是的，他让他开那辆绿色小货车，明白了吧？父亲让没有驾驶证的王炳根所长开他的车，这就是他犯下的那个“狗血”错误。
让我想想，在父亲结交“王炳根老伯伯”之前，我们家住在多么狭小的房子里？好像，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厨房兼饭厅，一个大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它兼具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浴室等功能。这就是我们家的所有空间，这个空间内居住着父母和子女共四人，我们一年四季在同一空间吃喝拉撒。那时候，我会毫不羞涩地在家人面前长久地坐在马桶上读《好儿童》画报以及《儿童文学》杂志。可以说，我的文学之路就是从马桶上开始的，后来经历了无数次马桶的改朝换代，我的文学之路依然持续，直至如今。然而童年时，每当幼小的我正在进行马桶上的文学洗礼时，忽然会有某位来串门的亲友闯进家门，于是，我坐在马桶上看画报杂志的样子，无辜地成了一幅上海家庭住房状况展示图。
三十多年前，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那样一间连马桶都藏不住的小房子里，我们多么需要一所有两个房间的大一点的房子啊！如此，父亲与房管所王炳根所长的结交，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甚至，这份结交重要到让父亲不得不放弃原则，铤而走险。后来，我们家确是在王炳根所长的关照下搬进了一套由一个厨房、两个卧室以及一间阁楼组成的“大房子”。然而代价却是，从父亲跨入古稀之年的初始，他就要为年轻时犯下的那一次原则性错误忏悔，用智慧的丧失乃至生命的临危来救赎自己曾经轻狂无畏的灵魂。
三十多年前深秋的某一日，灾难正悄悄降临我们小小的家，六岁的我，却在浑然不觉中度过了晴空的白昼。早上，父亲和他的“狐朋狗友”们突发奇想要去东海边打猎，彼时，东海滩上的大片芦苇还没有被如今的浦东国际机场覆盖，深秋时节芦苇渐枯，打野鸭正好。晌午时分，父亲开着他那辆塞满一车厢男人的绿色小货车，向着东海浩浩荡荡地进发了。快乐的小货车行进在古老的捍海塘上，超负荷的载重使小巧的车身显示出格外摇晃和颠簸的行驶姿势。当然，这种摇晃和颠簸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一车欢快的男人不可阻挡的兴致和激情。我猜测，他们几乎要齐声唱起某一首叫《我们是快乐的小猎人》之类的歌，如果世上有这首歌的话。在这样的气氛中，房管所所长王炳根老伯伯终于按捺不住，蠢蠢欲动起来，他感觉到他的手和心同时开始发痒，于是他向父亲提出了一条合理化建议：你累了，休息一下，让我来开一会儿车……
之前他确实多次开过父亲的车，甚至有两次父亲不在车上，他独自担当了驾驶任务。他好像确已掌握了驾驶技术，因此当父亲听到他的合理化建议后，毫不犹豫地停下车，把自己的驾驶座让给了王炳根所长。小货车重新启动，一车欢快的男人继续向着东海边颠簸前行，而那场乐极生悲的灾难，已渐渐迫近。
离东海边不远了，也许还有十分钟路程，窄窄的海堤上迎面出现一辆解放牌大货车，车身几乎占据了整条路。我不知道当时王炳根所长对自己的驾驶技术究竟有几成把握，事实上，当大解放渐渐逼近小货车，副驾座的父亲突然发现了临界于险境的车距。他迅速抬身扑向左侧，他要去抓方向盘，他试图在两车相碰前的最后一秒扭转凶险局面，他想让小个子的自己躲避那个庞然大物的挑衅……可是来不及了，他扑身挽救的姿势只做到一半，一瞬间，就在那一瞬间，大解放巨兽般的身躯触碰到了小货车，是的，只是触碰了一下，小货车就变成了一只失控的纸飞机，在一阵强劲的飓风刮过时忽然飞腾起来。它像一片过早凋零的绿色树叶，翻飞着、旋转着，然后一头栽倒在海堤的斜坡上，紧接着翻滚而下，扬起阵阵喧嚣尘埃，终于在猛烈撞向一户农家的围墙后终止了它的炫技表演，世界霎时安静下来。
王炳根所长昏迷了，父亲却醒着，醒着的他清楚地意识到，灾难已然降临。他想动弹，大脑发出指令，四肢却并未接收到，他就这么僵硬地躺在一堆砖墙瓦砾的废墟中，脑中是一片混沌的寂静。
所幸车上其余人都只受了点儿擦破皮肉的轻伤，唯有坐在前排的无证驾驶者和车主，被救护车送进了就近的南汇医院……彼时，父亲的家人，也就是我们，正在小镇上过着与前一日一样的平静生活。母亲正在商业批发部里拨着算盘轧账，我正在幼儿园中二班里扯着嗓子学唱一首叫《社员都是向阳花》的充满时代特征和有着欢快旋律的歌曲，弟弟，那个还没上幼儿园的男孩，也许正在某个角落玩泥巴……我们不知道，那时候，灾祸已经在我们家落下了它见缝插针的脚。
对于父亲遭遇车祸那天的记忆，我脑中留下的印象，只有模糊的恐惧感。那种恐惧并非来自一瞬间的打击，而是如同低温下渐渐冰冻的水滴，当许多胆怯的水滴凝结成一粒恐惧的冰珠子时，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那场灾祸。
还记得那日傍晚，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走至我们家那栋三层居民楼前，看到一群大人小人聚集在一起，正兴奋地议论着什么。还未上幼儿园的弟弟矮矮地跻身在人群中，看到我，突然说了一句当时我无法听懂的话：姐姐，爸爸出事了。
就在我玩得尽兴时，一辆车窗边挂着一盏小铜钟的我们叫作“救命车”的大汽车，发出急促的“当当当”敲击声，从路边呼啸而过。然后，我听见一起玩耍的一个大孩子的声音：薛舒，你爸爸在那辆车上……恐惧如一根狰狞的老藤，悄悄地爬进了我的血管，随着血液的流动，慢慢地延伸、延伸，我小小的心，被那株老藤紧紧地纠缠了起来。
一直以为，那是一辆与我毫无关系的车，那辆车里载的都是一些生命垂危的人，我那笑呵呵的爸爸，我那走起路来发出“咚咚咚”有力的脚步声的爸爸，我那扯开嗓子对着母亲喊上一叫板“娘子，我来也”的爸爸，他怎么会在那辆车上？他们是在开玩笑吧？那些大孩子，经常会在救命车“当当当”呼啸而过时骂自己的冤家对头：喂，你妈在那辆车上……那是一种诅咒，是孩童吵架后表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决裂方式。可我确切听到了那句与我和父亲有关的话：薛舒，你爸爸在那辆车上！
我离开了那群玩耍的孩子，默默地回了家。
那天晚上，六岁的我和五岁的弟弟住在邻居家，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度过那个没有父母陪伴的夜晚的，只记得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先起床的邻居家的姐姐喊醒了我。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从未见过的床上，没有我熟悉的印着牡丹凤凰的床单和玫瑰红绸被子，我的鼻息里充满了陌生的居家气味，生铁和煤油混合的坚硬气息，隔夜饭菜炖煮后发出的酸咸味……我默默地用目光四顾寻找，没有找到如往常一样母亲忙碌的身影，也没有听见母亲催促我们起床的叫唤：快，快起来，要迟到了……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他们把我和弟弟丢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听着陌生的声音，睡着陌生的床，一切都是陌生的……我就那样躺在被窝里，用目光思索着处境，片刻，终于“哇”一声，大哭起来。
那几天，我和弟弟一直住在邻居家，我们很少看见母亲回来，她在医院里照顾父亲。阴云笼罩的日子，小小的我似乎有些茫然，因为突如其来的灾祸让我无所适从。我只是木然似机器般地吃饭、睡觉，呆坐在门口，看门外的那条路，母亲会从那条路上回来，她会带来父亲的消息。而这一切，都是在邻居家的无言期盼。
直到深冬到来，父亲终于从死神手里挣扎着回到了我们身边，我和弟弟可以去医院看望父亲了。
那天，也许是1976年冬季最冷的一天，舅舅带着我和弟弟辗转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到父亲所住的医院。踏进病房，我几乎不敢相认，那个满头缠着白色绷带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我的爸爸。他看着我和弟弟，似乎笑了一笑，但没能笑出来。他的头和脸几乎完全淹没在了白纱布中，只露出一双眼睛，是的，我就是从他唯一露出来的眼睛里看到，爸爸对我们笑了。我那像好斗的公鸡一样强悍的父亲，我那为了保护家人而时刻准备拉开架势与人“格斗”的父亲，他躺在病床上什么也说不了做不了，却对他的儿女露出笑意，仿佛要对我们说：有爸爸在，不要怕！
那一刻，我几乎无法忍住眼泪。
母亲在旁边说：“快叫爸爸。”
弟弟乖乖地叫了一声脆脆的“爸爸”，我启开嘴唇，却没能叫出来，我觉得我快要哭出来了，慌忙把身躯扭向窗边。
父亲的床临近窗户，我就那样背对病床，面朝那扇结满冰凌花的玻璃窗，长久地看着窗外萧瑟的冬景。我不敢回头，我的脸颊上淌满了不断滚滚而下的泪水。尽管我只有六岁，但是小小的我不愿意伤痛中的父亲看见我在哭，于是我把自己假装成一个贪玩的孩子，我用手指抠着窗玻璃上那一片片透凉透凉的冰凌花，直到手指冻得又红又麻，直到探望时间到了，我们被舅舅带出医院。
1976年除夕前，父亲出院了，腰椎的重伤依然让他困于床上，平躺是他在那段日子里唯一的生命姿势。年夜饭，母亲把餐桌挪到床边，桌上摆着几样她炒的菜，我和弟弟跪在椅子上，小手捏着长长的筷子，夹着那些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过年菜。往年我们家都是父亲做年夜饭的，他的手艺远比母亲好，这一年，父亲无法展示他的烹饪手艺，也无法与我们坐在餐桌边共进晚餐，他只能平躺着度过这个特殊的除夕。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吃着年夜饭，父亲僵硬的头颅微微侧向餐桌，他默默地看着我和弟弟，仿佛正用目光抚摸他的儿女……窗外没有一丝烟花爆竹的闹猛生息，1976年的一月深冬，我们小小的家，与外面的世界一样，哀伤而沉寂。
春天到来后，父亲终于可以下地走动了。每天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他总会说：女儿，来，扶爸爸到楼下去散步。其实，我的肩膀柔弱得根本不能支撑起他，我的手臂还不能环抱住他的腰，可是经常在傍晚时分，父亲会搂着我的肩膀，我扶着父亲，我们在夕阳的余晖下缓慢走动。
长大后，提起医院里探望父亲的那一幕，母亲唠叨说我小时侯没有弟弟懂事，连叫一声爸爸都不肯。父亲却总是笑呵呵地说：我知道，不是女儿不愿意叫，是她看见爸爸那个样子，心里难过叫不出来。
父亲的话让我不得不再次转身，面朝窗外，眼泪无声地涌出来……那时刻，我真希望窗玻璃上结着透凉透凉的冰凌花，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贪玩的孩子，一边用手指一片片抠下冰凌花，一边任泪水流淌……
这就是我那些哀伤的记忆，然而哀伤中，却还留有些许温暖和欣喜。父亲受伤后，曾经受过他小货车帮助的朋友们纷纷来探病，我们家迅速堆满了人们送来的水果和点心，多得简直可以开食品店。母亲把水果和点心按送来的时间、品种、档次等规格分类，最好、最高档的食品留给父亲，更多消耗不掉的食品，成了我和弟弟的零食。我们以活蹦乱跳的身体享用着伤病员的待遇，为此我几乎感到幸运。那时候，我们怎么会想到，父亲三十三岁的这场车祸，留下的后患竟是AD。
那位“王炳根老伯伯”也在车祸中受了重伤，幸运的是，他和父亲一样，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后基本痊愈。后来，他成了我父亲“赤裸裸”的至交。我无法用合适的词汇准确表达那种摒弃了任何功利的友情，父亲与他交往，起初是为他房管所所长的身份，一场车祸却让他们的关系变得纯粹起来。
二十年后，在我的婚宴上，“王炳根老伯伯”以亲密友人的身份在喜宴的厨房里帮忙。那时候他已经不是房管所所长，他只是一个退休老头，那时候的我们家，早已搬离了小镇，并且我们的房子，有宽敞独立的卫生间，以及国际名牌抽水马桶。
又是十年以后，王炳根老伯伯去世了。他是在麻将桌上一头栽倒的，游戏中的死亡，似乎更是一种幸福。如今，我不知道父亲残存的记忆里，是否还留有王炳根所长的一席之地，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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